7月13日，三星电子掌舵者、副会长李在镕走出韩国首尔的机场，旋即淹没在媒体的闪光灯中。任凭在场的记者们怎样发问，李在镕始终闭口不言。
　　这些天，整个韩国都在焦急地等待一个答案：李在镕为期6天的赴日紧急磋商，是否能让三星电子乃至韩国的半导体公司绕过困境。
　　7月1日，日本宣布将加大力度限制向韩国出口三种核心尖端材料，并于4日开始正式限制有关产品对韩出口。被日本政府出口管控的材料包括被用于显示面板制造的聚酰亚胺、半导体核心材料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
　　如若不然，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DRAM内存芯片供应商、第一大AMOLED面板供应商、最大NAND闪存供应商的三星电子，以及SK海力士等多家韩国半导体巨头很有可能因为上游原材料短缺陷入停工。
　　韩联社援引匿名信源表示，结束日本之行后，李在镕在董事会声称，已获得来自上述三种材料的紧急供应，可使三星电子避免陷入停产。这被认为是李在镕6天密集访日磋商的成果。
　　但这一消息很快就被三星电子否认。三星电子官方表示，并没有获得来自日本方面的紧急供应。有媒体此前分析，在日本以半导体原材料作为武器制裁韩国的大背景下，日本企业想要直接或者通过第三方绕过监管向韩国供应的风险极大。
　　在日本向韩国发出限制清单的前一天，同样有一则新闻受到密切关注。
　　当日晚间，紫光集团发布消息宣布组建DRAM事业群（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即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也就是电脑、手机等系统的内存），任命刁石京为事业群董事长，高启全为CEO，这也意味着这家在最近几年通过并购建立起的中国半导体航母，正式将DRAM列为发展的重心。
　　DRAM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技术高地，DRAM的国产化也一直是中国高端制造的梦想。刁石京于2018年5月入职紫光集团，一直担任集团联席总裁，高启全则有“台湾存储教父”之称，这样的任命足见紫光对DRAM业务的重视。
　　在韩国半导体巨头们受制于日本出口管控措施时，中国企业能否趁势追赶？
　　被改变的全球供应链
　　这场“出口管控”来得如此猝不及防。
　　也许是美国近两年发出的一张张“实体清单”给了日本启示，韩国半导体产业成为日本狙击韩国的目标。
　　半导体产业是韩国出口的支柱产业。2019年第一季度，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31.99亿美元，占韩国总出口额的17.5%，排名第一，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机械产业9.7%的比例。有报告判断，近两三年半导体产业的景气，是拉动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不过，韩国半导体产业却有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原材料极度依赖国际市场。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以2017年为基准进行推断，韩国的半导体原材料国产率为50.3%。在日本限制出口到韩国的三种原材料中，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国产率更是接近0%。
　　对于半导体这样拥有成熟严密的全球分工体系的产业而言，原材料国产率低在以往并不是问题。受益于这条供应链、且相信这条全球供应链稳定性的韩国，并没有全部进行国产化的动力，它也凭借着来自各国的原材料与设备，先后在DRAM、闪存、AMOLED等领域打垮了日本、美国等诸多竞争对手。
　　只是如今，一切都在发生改变。
　　日本政府一张“出口管控”把韩国企业陷入困境。三星电子传出的消息显示，这家公司以及韩国多家企业正在全球寻找三种原材料的供应商，并且加紧测试，其中又以氟化氢的供应最为紧急。
　　氟化氢因其挥发性较强，并不会像其他原材料一样进行两三个月的备货，而是只准备几周至一个月的用量。在芯片生产的600多道工序中，有十几道要用到氟化氢，其纯度对于产品品质具有较大影响。日本在电子级高纯度氟化氢领域占据九成以上份额。
　　消息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向中国企业寻求采购这几种材料。受到这一消息的影响，A股市场上氟化氢、光刻胶等相关概念的股票闻风大涨。
　　日韩之间围绕半导体的争端短期内似乎难以看到解决的迹象。就在李在镕返回韩国的前一天，韩日双方四位代表在日本东京，就出口管控问题举行了非公开工作层磋商。
　　流出的现场照片显示，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没有寒暄甚至握手的代表们两两对坐于由临时拼凑的会谈桌前，目光相对，像是一场拳击比赛开始前的扬威。
　　自救迫在眉睫。
　　日方发出禁令仅三天，韩国政府就发布了一项6万亿韩元的预算，用于对半导体材料、零部件、设备研发，逐步提高自产率。
　　事实上，日本半导体产业也曾辉煌过。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半导体占全球份额60%左右。1993年，前十大半导体公司日本独占六家。不过，在被美国打压后，日本半导体产业逐渐没落，韩国趁势崛起。
　　此次日本的做法让产业界担忧：一方面将会给业已处于衰退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带来沉重一击；另一面由于韩国在NAND闪存、DRAM、AMOLED面板等领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日本索尼、松下等公司也是其重要客户，日本政府的举措反过来肯定也会影响日本公司，而更大的冲击波将会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链。
　　“半导体的供应链非常长，而且在不同区域。一旦有所谓的全球经贸政治风险，很容易被当成题材操作。”显示及半导体行业专业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CINNOResearch半导体研究部副总经理杨文得表示。
　　杨文得分析：“我们现在看到韩国、日本、美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各个地方半导体厂商都在尽量分散风险，不让单一材料或者少数关键材料掌握在特定某一些国家或者厂商手中，减少不可预期的风险。”
　　中国厂商的进击
　　“终于正式动手了。”得知紫光进入DRAM领域，一位半导体行业人士感叹。
　　作为半导体产品中的重要一类，DRAM的中文全称为“动态随机存储器”，也就是所说的内存，它被应用于手机、电脑、服务器等多种设备之中。据统计，2018年全球半导体产品销售额4373亿美元，其中DRAM销售额约800亿美元。
　　DRAM行业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目前留下三大巨头，其中三星占据近半壁江山，2018年其市场份额为43.9%。同样来自韩国的SK海力士占29.5%，美国企业美光为22.1%。三大巨头合计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其余多家来自中国台湾等的厂商占比都非常低，中国大陆企业榜上无名。
　　不过，中国大陆却是DRAM产品最大消费国，单是2016年从国外进口的DRAM产品就超过了130亿美元。但是，在这一领域国产化率长期只有0%。
　　2013年，在芯片行业开启并购整合之后，紫光集团在中国半导体领域迅速崛起，不久后，紫光集团便把目光锁定在了DRAM领域。
　　2015年7月14日，《华尔街日报》爆出让很多人感到震惊的消息：紫光集团向美国存储巨头美光发出收购要约，预计以230亿美元进行全盘收购。如果收购成功，这将成为中国对于美国企业最大的一笔收购案。
　　不过，这个收购案很快就变得扑朔迷离。美光发言人对媒体表示，“确实没有收到收购要约”。路透社当时的信息显示，紫光彼时仅是向美光表达了收购意向，还没有提出正式的要约和报价，而美光方面也还没认真考虑这一交易提议。
　　当时，几乎没有分析师看好这桩交易。除了价格较低之外，更为棘手的是钱之外的问题。美光是全球第三大DRAM厂商，也是美国在这一领域硕果仅存的企业，其产品应用在美国的各个领域，包括军事。
　　所以，连美光自己对此事的评估都是：“收购案很可能不会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许可。”
　　2015年8月初彼时的紫光集团掌门人、董事长赵伟国接受《福布斯亚洲》采访时，谨慎而不乏野心地表示：“现阶段我还不能对此作出评价。我唯一可以透露的是紫光对于进入存储芯片领域非常感兴趣。”
　　“我大概是中国最保守的一个投资者了吧。我投资的第一准则是像女士购物一样去寻找标的公司，然后像古董商一样进行购买。就像饥饿的老虎看见肉一般，我的行动非常迅速。”赵伟国比喻。
　　显而易见的是，包括DRAM在内的存储产业正是赵伟国那时心仪的目标。更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0月，被称为“台湾存储教父”的南亚科技总经理、华亚科技董事长高启全加入紫光，一时震动业界，也再次让外界看到赵伟国发展DRAM的雄心。
　　虽然紫光未能如愿收入美光，但另外一家企业在向紫光靠拢。紫光集团旗下同方国芯于2015年7月23日宣布收购西安华芯半导体公司51%股权。
　　西安华芯的前身是2003年在西安成立的德国英飞凌科技存储器事业部，2006年英飞凌的存储事业部拆分上市成为奇梦达科技。但分拆不到三年，2009年初奇梦达就在三星等对手的攻击下宣告倒闭。
　　2009年5月，在原奇梦达改制重建的基础上，西安华芯半导体公司成立，辗转之后最终被紫光集团收购，更名为西安紫光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倒下的奇梦达是紫光DRAM产业的根源之一，也在无意中成为了中国DRAM产业的种子。
　　2016年，日后被称为国内三大DRAM势力的合肥长鑫成立，其董事长兼CEO朱一明在2019年5月的一场演讲中透露，通过与奇梦达的合作，合肥长鑫获得了一千多万份有关DRAM的技术文件及2.8TB数据，这成为长鑫的技术来源之一。
　　不过，在收购美光遇挫之后，紫光把注意力重点暂时转移到了寡头垄断稍弱的闪存领域，通过一系列收购，建立起了包括长江存储在内的3D NAND、SSD等一批上下游存储企业。
　　谁都知道紫光终将会把进攻方向再次定为DRAM，只是不知道它何时会返回战场。
　　不过，看上DRAM的不仅仅是紫光，希望借助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甚至日本的几方力量共同对抗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的，也远不止赵伟国和高启全们。
　　2016年，福建晋华注册成立，其大股东包括福建省国资委、晋江市财政局等，是一家100%国资持股企业。它与台湾联华电子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后者接受委托开发DRAM相关制程技术，由福建晋华提供设备，并依据进度出资，开发成果由双方共同拥有。
　　从2016年开始，合肥长鑫、福建晋华和紫光针对DRAM的计划，投资金额高达几百亿美元，中国开始向DRAM产业发起进攻。
　　道阻且长
　　2019年5月24日，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演讲中提出自己的判断——未来将是“一个世界、两个系统”。
　　“美国目前将（中国）大陆视为科技上的战略竞争对手，因此建立科技设备及零件的壁垒，使（中国）大陆的科技及高科技产品制造发展重新调整战略。”郭台铭当时表示。
　　郭台铭提出这一判断时，日韩关于半导体的争端尚未产生，外界尚且没有料到，不止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甚至日韩也会爆发这样针锋相对的博弈。这更加剧了人们对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担忧。
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摄影：邓攀
　　2018年中兴事件将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脆弱一览无遗地展示出来。随后，福建晋华的DRAM正式投产后不久，美国便宣布将福建晋华列入实体清单，被实施禁售。一时，福建晋华前途不明，它也因此被媒体称为第二个中兴。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曾在中国存储器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存储器是信息系统的基础核心芯片，加快存储器产业发展既是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和信息安全的重要举措。”
　　中兴事件后，发展一条自主可控的半导体产业链逐渐成为中国科技产业的共识。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也被一再强调。一个事实是，在新设立的科创板中，半导体公司不仅数量众多，也颇受市场重视。
　　在显示屏等产业实现一定程度的突破后，紫光、合肥长鑫与福建晋华在长期国产空白的DRAM领域的进击也有了特别的意义。
　　根据杨文得的判断，从建造一座半导体工厂、进驻设备再到投产并且获得客户的认可，最乐观的也需要两年的时间。
　　而DRAM芯片在经历过十多个季度的涨价之后，如今正步入价格下行区间，如果不出意外（近期由于日韩争端内存价格出现短期大涨），有可能在紫光投产的2021年左右，DRAM也正好回归到上行区间。
　　“现在中国大陆发展DRAM最主要的难度是，经过多年的竞争淘汰后，三家巨头掌握的技术专利已经非常齐全，跟DRAM相关的技术都掌握在它们手上，新进者要去做就必须要在技术专利或者支撑技术上要有所突破，要么跟它们合作，要么自己去开发，但其实都非常困难。”杨文得说。
　　而从合作角度，紫光如今投身DRAM产业时的处境，相比较2015年尝试收购美光遇挫时的难度更高。中国和美国之间、日韩之间的纠纷，使得大型半导体公司变得更为谨慎，相关方面合作的态度也将变得保守。
　　不过，集邦咨询研究副总裁郭祚荣看到了技术层面的乐观因素。他认为，在DRAM制造上，中国大陆企业与一线大厂的差距在制程技术，但是目前制程技术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中国大陆厂商依然具备赶上的机会。
　　但对于能否在现有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体系之外形成新的体系，郭祚荣表示：“成立新体系的难度极高。”
　　杨文得进一步分析：“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内，实际上产业链上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强项。所以在策略上，可以寻求如何让自己的强项在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当中，占据别人难以忽略或者无法取代的价值。”
　　“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就可以发挥在产业中的战略性地位。”杨文得最后强调。